
一九七三年的秋天,吕宇峰背着打了补丁的书包,踏进了知青小学的大门。
这所小学设在一座破旧的祠堂里,墙皮剥落,露出里面的黄泥。祠堂正中央挂着毛主席像,两侧是用木板临时搭成的“课桌”,学生们自带板凳,挤在一起上课。全校只有一位老师,是城里来的知青,姓陈。
吕宇峰那年八岁,是班里最安静的孩子。他总坐在最后一排,眼睛却亮得惊人。陈老师很快注意到了这个不言不语却目光如炬的男孩。
“吕宇峰,你来读一下这段。”陈老师指着黑板上的字。
吕宇峰站起来,声音清晰而坚定: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,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...”
下课铃响后,陈老师叫住了正要往外跑的吕宇峰。“你的发音很标准,识字也多,跟谁学的?”
“我爹教的,”吕宇峰低头踢着地上的土块,“他以前是省城师范的学生。”
展开剩余71%陈老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后来吕宇峰才知道,他父亲曾是中学教师,因言获罪,被下放到这个偏远的山村改造。
从那天起,陈老师对吕宇峰格外关注。他把自己带来的几本旧书借给吕宇峰——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红星照耀中国》,甚至还有一本破损的《新华字典》。吕宇峰如获至宝,每天放学后,就着煤油灯读到深夜。
“读书能改变命运,”陈老师有一次对他说,“无论环境多么困难,知识都能让你自由。”
吕宇峰似懂非懂地点头,但他确实在书中看到了另一个世界,一个比这个小山村广阔得多的世界。
天来临,祠堂里冷得像冰窖。学生们的手冻得通红,写字时不住发抖。陈老师想了个办法,每天早晨先带学生们跑步热身,再开始上课。
一天清晨,雪下得正紧,只有五个学生到了学校,其中包括吕宇峰。
“其他同学大概不会来了,”陈老师望着门外的漫天大雪,“你们也回家吧。”
吕宇峰却摇摇头:“老师,我能继续学吗?”
陈老师愣了愣,随即笑了:“好,就咱俩,我教你点特别的。”
那天的“特别课程”是陈老师讲述外面的世界——城市、大学、科学和艺术。吕宇峰听得入神,连炭盆熄灭了都没察觉。
“老师,您会一直教我们吗?”课程结束时,吕宇峰突然问。
陈老师沉默片刻,望向窗外的雪山:“不会,但我相信你们中会有人继续我的工作。”
时间飞逝,转眼到了1977年。陈老师果然要回城了,知青小学也将并入新建的中心小学。最后一课上,陈老师给每个学生发了本笔记本,扉页上写着不同的赠言。
给吕宇峰的那本写着:“给未来的教师吕宇峰——愿你将知识的火种传给更多人。”
许多年后,已经成为省重点中学校长的吕宇峰,在母校六十周年校庆上讲述了这个故事。他手里仍然保存着那本已经发黄的笔记本。
“陈老师让我明白,教育不是在豪华教室里的演讲,而是在破祠堂中点燃的一盏灯。那盏灯不仅照亮了黑板上的字,更照亮了一个山村孩子的前路。”
台下,满头白发的陈老师微笑着,眼中闪着泪光。他从未想到,当年那个沉默寡言的小男孩,真的成为了教师,而且影响了成千上万的学生。
而吕宇峰始终记得那个雪天的早晨,记得炭盆熄灭后愈加清晰的话语,记得有一盏灯,一旦点燃,就永远不会熄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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